赋能来源于，赋的起源

1，赋的起源

赋作为一种文体，出现于战国后期。宋玉和荀卿都有以赋名篇的作品。到了汉代，司马相如等人的散体赋被称作赋，屈原的《离骚》等作品也被称作赋。为什么汉朝人把我们今天看上去体式完全不同的两类作品都称作赋？赋这一名称究竟是怎么来的？《汉书?艺文志》中在讲到赋的时候对此有个解释，其中说：“传曰：不歌而诵谓之赋，登高能赋，可以为大夫。”这里所说的赋，就是先秦典籍中谈到的赋诗。所谓不歌而诵，就是不配乐歌唱的口头诵读形式。所诵之诗，可以是即兴创作的作品，也可以是《诗经》中现成的诗篇。《左传》等先秦古籍中可以看到不少这方面的例子。《左传》隐公元年记载郑庄公在大隧中和母亲相见，双方各自赋诗，就是即兴创作并诵读出来。上面所说的“登高能赋”，大约也是这种情况。《左传》中大量记载的赋诗言志，则是运用《诗经》中的现成篇章，或直接诵读，或让乐工歌唱。《国语?周语》中也有关于赋的记载：　　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，瞽献曲，史献书，师箴，瞍赋，矇诵，百式谏，庶人传语，近臣尽规，亲戚补察，瞽史教诲，耆艾修之，而后王斟酌焉。

赋的起源

2，赋的起源说有几种

起源赋，古代文体名，起源于战国，形成于汉代，是由楚辞衍化而来的，也继承了《诗经》讽刺的传统。本意指诵说，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不歌而诵谓之赋。”《毛诗序》把“赋”作为《诗经》“六义”之一，解作铺的意思，指铺陈言志的手法。战国后期赵人荀卿《赋篇》，最早以“赋”名篇，“赋”开始被用作文体的名称。汉人把屈原、宋玉的辞和荀卿的赋统称为辞赋，看到了两者的密切关系，并把屈原看作辞赋之祖。汉初，逐渐形成一种特定的体制。它继承《楚辞》形式上一些特点，讲究文采、韵律和节奏，又吸收了战国纵横家铺张的手法，内容上着力“体物”，也注意到“写志”，即通过摹写事物来抒发情志。此外，趋于散文化，经常使用排比、对偶的整齐句法，既自由又谨严，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。赋体的流变大体经历了从屈原、宋玉的骚赋，到贾谊、枚乘、司马相如代表的汉赋，魏晋南北朝流行骈赋和琴赋，唐代盛行科举考试专用的律赋，唐宋时代趋向散文化的文赋各个阶段。更为详尽的介绍： http://gx.guoshi.com/index.php/%e8%b5%8b%e7%9a%84%e8%b5%b7%e6%ba%90%e5%92%8c%e4%b8%a4%e7%a7%8d%e4%bd%93%e5%bc%8f

一、汉赋的概念赋是战国末年兴起的一种文体，它有如诗歌，讲求声韵和谐和与形式的整饬，又如散文，句型自由，无格律的严格限制；它既是书面的文学，又能诉诸口诵；它既能状物叙事，又宜于抒情说理。兼具诗歌和散文的表现功能，是两者间综合性文体。二、汉赋的发展及流变赋是两汉极盛的文体，它的发展，按时间先后，大致可分四个时期：1、汉初(高祖至武帝初年)骚体赋时期：骚体赋是以骚体句式写成的赋。汉初赋体尚未大盛，文人多依傍楚辞体制写作。这一时期的作家有陆贾、贾谊、枚乘、严忌、淮南王刘安及门客。2、西汉中后期，汉大赋全盛时期：西汉中后期是汉赋的全盛时期，又称汉大赋时期。这一时期著名的赋作家有数十人，其中成就尤为突出的是司马相如、东方朔、枚皋、王褒、扬雄等。汉代大赋的突出特点是，散文化倾向严重，尚铺排、叙述，辞藻华丽。3、东汉抒情小赋时期：东汉是抒情小赋初起并逐渐发展成熟的时期。张衡、蔡邕、赵壹、祢衡、王粲等、祢衡。抒情小赋的特点是以抒情为主，篇幅短小。

赋的起源说有几种

3，赋是起源于诗经还是楚辞

起源于诗经。诗经运用了赋，比，兴。

起源于诗经。在中国文学史上，赋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，历来受到文人的重视，特别是汉赋，从题材、体裁、表现方式、审美形式上，都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，所以，从《文选》开始，赋的创作常常被放在文人文集之首。但是，什么是赋，即哪种文体可以称为赋，哪种文体不可以称为赋，赋是什么，即赋究竟应该属于诗歌还是散文，或者是一种其他的文体，至今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。 20世纪以来，研究赋文学的人，对赋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有益的研究。有学者在诗歌、散文等文体中寻找赋的位置。20世纪初期的曹聚仁先生，曾经发表了《赋到底是什么？是诗还是散文》的文章。到了20世纪末，赵敏俐著《汉代诗歌史论》，则把汉赋纳入汉诗之中进行考察。另一方面，赋文学究竟包括哪些文体，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。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，以及各类赋体文学研究著作、汉魏赋体文学选本，甚至包括最近几年的新编文学史著作，则把一些没有标明是“赋”的作品，如七体、对问体文学，都列入赋文体中。费振刚先生等编篡的《全汉赋》，也是依此为取舍标准，故比《文选》及清人陈元龙所撰《历代赋汇》等选本的编选标准要宽泛得多。毫无疑问，对赋体文学的内涵和外延的探讨，意味着赋体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。但是，客观上，我们也应该看到，上述观点，有可能使赋体文学的界限变得模糊，并最终影响到对赋体文学传统和赋体文学的文体特征的清晰把握。赋文体内涵和外延的模糊性，始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班固云“不歌而诵谓之赋”，以屈原作品为赋，以为荀子、屈原都是“作赋以风”。无论班固之“赋”所指是不是文体，但是客观上我们不能排除班固以荀子、屈原作品为赋体文学的可能。所以，近人骆鸿凯先生《文选学·体式》认为“赋辞通称，辞为大名，赋为小名，其来已旧”。不过，我们也注意到，在班固之前，司马迁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：“屈原既死之后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辞而以赋见称；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，终莫敢直谏。”司马迁的这一段话，使我们也可以认为司马迁在这里区分了“辞”和“赋”二者，并且告诉我们，“辞”和“赋”是两个既互相联系，又互相区别的文学体裁，宋玉、唐勒、景差等人喜欢“辞”，而其成名却是“赋”；宋玉等人的文学成就主要应该来自于赋，他们在政治上虽不能“直谏”，但在艺术上的“从容辞令”，与屈原并无不同。拙文《论宋玉唐勒景差“好辞而以赋见称”》对此作了辨析，认为楚辞是诗，而宋玉等人的赋不是诗。虽然楚辞是赋的重要源头，但是，赋和楚辞不同，这是刘勰早已指出过的，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云“逮楚国讽怨，则《离骚》为刺”，则是以楚辞为战国时期的诗。而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则说：“于是荀况《礼》《智》、宋玉《风》《钓》，爰锡名号，与诗画境，六义附庸，蔚成大国。”如此，则刘勰明确表示，赋肇始自荀子、宋玉，而屈原并不能算作是开创赋体文学的人。当然，屈原的作品，特别是《卜居》、《渔夫》，以及收在楚辞中的宋玉等人的作品《九辩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，是从楚辞到赋体的过渡，与赋体文学有很大关系，这也是不容否认的。（参看拙著《战国文学史》第六章，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） 20世纪以来，很多学者把赋的起源放在汉代，认为自枚乘《七发》，然后才有大赋，而宋玉的赋不可靠。到了20世纪末，随着《唐革赋》的发现，原来的假说都不攻自破，那么，赋文体的起源，还应该回到刘勰所谓爰锡名号、与诗画境的荀况《礼》、《智》、《云》、《蚕》、《箴》等《赋篇》，以及宋玉《风赋》、《钓赋》、《高唐赋》、《神女赋》、《登徒子好色赋》、《大言赋》、《小言赋》等作品中来。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说：“赋者，铺也；铺采摛文，体物写志也。”刘勰的这个论述，准确地抓住了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。赋体文学是古诗之流，是从《诗经》六义发展来的，是文学侍从贡献给君主或者皇帝的，班固所谓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，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，雍拥揄扬，著于后嗣，抑以雅颂之亚也”（《文选·两都赋序》）。考察荀子、宋玉赋，我们发现，司马相如、扬雄等汉大赋作家的赋体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特点，在荀子、宋玉赋中都有明确体现：首先，赋体文学的创作目的是为了讽谏，而且，赋体文学一般都继承《诗经》传统，用序说明创作的目的；其次，赋体文学以对问为基本的结构形式。第三，赋体文学以铺陈排比为基本的描写手法。第四，赋体文学都追求宏丽温雅的审美风格。由于赋体文学产生在纵横家辈出的战国时期，又由于最初的作者与楚辞有不解之缘，所以，赋体文学自产生之时，就带有纵横家和屈原的影子。但是，赋体文学的最直接的精神传承仍然是《诗经》，从班固、刘勰，一直到程廷祚都强调赋和诗的联系，这是有道理的，而今天的学者更多强调楚辞和战国纵横家对汉赋的影响，而忽略赋体文学在创作目的上与《诗经》的联系，难免有舍本逐末之嫌。又由于赋体文学在汉代的突出地位，它对汉代的许多文体都产生了影响，而这种影响，也许是互动的关系。日人铃木虎雄《赋史大要》以为“赋颂通名”，近人刘永济先生《十四朝文学要略·赋家之旁衍》云“赋或与箴颂合流”，“或将论说同驾”。案扬雄《酒赋》，又名《九箴》，马融《长笛赋》，又称《长笛颂》，王褒《洞箫赋》，又称《洞箫颂》，项安世《家说》云贾谊之《过秦论》、陆机之《辩亡论》，“皆赋体也”，刘永济先生认为《文选》设论一目，即《答客难》、《答宾戏》、《解嘲》之文，“故赋家之滥觞”。这样的观点，如果强调的是赋与上述文体在汉代某个作家个案之中的相互影响，无疑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，但如果把这种影响无限夸大，那就是有害的了。因为箴、颂、论等问题，与赋的功能划分，应该是非常清楚的，所以，章太炎《国故论衡·诗辩》云：“《答客》、《解嘲》兴，文辞之繁，赋之末流尔。”至于以宋玉《对楚王问》为代表的对问体，实际上也是一种应用文体，而以枚乘《七发》为代表的七体，与对问体一脉相承，《文心雕龙·杂文》把它归入杂文之中，应该是很准确的。要之，今天研究赋文学，我们对赋文学的内涵的认识，固然有不断深入的必要，但是，对于赋的外延，我们应该严格区分赋和受赋文学影响的其他文体的文学，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研究范围，重新回到《文选》和《历代赋汇》所确定的范围中，就是严格限制在以赋命名的作品中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准确把握赋的内涵及其本质。

诗经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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赋是起源于诗经还是楚辞